恒大商票持票人如何上岸，能否主张原因债权？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来源：曲尺法评（作者：项平 编辑：孙一文）

前 言：恒大商票的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即使不将恒大列为被告，仍然存在被集中管辖的风险。但如果持票人不行使票据权利，而以基础法律关系，如买卖、租赁或施工合同，起诉合同相对方主张合同债权，是否能够得到法院支持？施工企业又能否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遗憾的是，我国《票据法》中未对此明确规定，只能在现有的司法案例中去寻找共识。

01、恒大商票追索的“水鬼游戏”

2021年6月3日一年一度的恒大战略合作伙伴交流会，来自恒大上下游相关的1000余家合作伙伴参会。而这些合作伙伴，能够与恒大深度合作，其愿意大量接受恒大商票付款，应当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些直接与恒大发生交易关系的合作公司，或多或少都会直接持有恒大商票。他们在收到商票后，要么贴现给银行，要么背书给自己的下游供应商。下游供应商则也会继续背书给自己的下游供应商。直到商票到期。

例如，恒大通过出票给施工企业的方式来支付工程款，而此类商票的付款期限多为6个月（纸质商票）至1年（电子商票）不等。施工企业为流转资金，或贴现给银行变现，但银行会收取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三十几不等的手续费；或背书给分包商或大宗材料供应商。而分包商通常也会继续背书给下游供应商，这样不断背书转让。最终持有商票的，可能是一家与恒大隔着十几层关系的小租赁站或批发部。

而一旦商票最终无法得到兑付，可能出现的则是一场“水鬼游戏”。持票人起诉前手要钱，然后前手再起诉前手，或者将所有前手都拉进来，谁有钱就起诉谁，谁都想上岸，谁也都想拉别人下水。

然而在恒大商票的这场追索游戏里，最终的债务又会回到从恒大手中拿到商票的施工企业头上。从恒大手上拿到的是巨额的商票，兜兜转转回来的可能是更为巨额的债务。

02、恒大商票持票人如何“上岸”？

在本次恒大商票兑付危机中，无数的恒大商票持有人，所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将手里的商票成功变现，而不是砸在手里。

很多持票人在第一时间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根据《票据法》第61条“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规定，将所有背书前手及作为出票人的恒大作为被告，行使票据追索权。

而在最高院发布《关于将涉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债务风险相关诉讼案件移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的通知》后，很多持票人根据《票据法》第68条第2款“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的规定，不将恒大作为被告，或在诉讼中撤回了对恒大的起诉，以避免集中管辖。

但如笔者在《关于恒大集团票据追索规避集中管辖的问题》一文中所述，“即使持票人选择将恒大系公司排除在票据追索权纠纷被告之外，案件仍然存在被移送广州中院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持票人而言，似乎是进退两难。手上的商票无法及时变现，企业的运营将大大受到影响。目前因此而“关门大吉”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03、持票人能否主张原因债权

商票的取得，是建立在持票人与前手的交易关系基础上。于恒大商票持票人而言，多是因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材料买卖、劳务等交易关系而取得。

在恒大商票被拒绝付款后，持票人能否不按照《票据法》的规定行使票据追索权，而以买卖或租赁合同等基础法律关系起诉合同相对方，主张基础合同债权？

这可能涉及到对于以商票支付合同款项的理解问题。商票在转让给对方后，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即告消灭，还是要等到商票实际得到付款以后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两种不同的理解，发生的债权追索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一种理解，债权人在取得商票，债务人即履行了付款义务，原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双方之间仅存票据法律关系。在商票被拒付后，债权人只能按照《票据法》的规定行使票据权利，不能主张原因债权。

而后一种理解，只有商票付款完成，债权人实际取得款项，才能认为付款义务履行完毕。如商票被拒付，则债权人未能实际收到款项，持票人既可以主张票据权利，也可以请求债务人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继续履行付款义务。

根据笔者检索，现有案例中常有一、二审法院理解完全相反，二审撤销一审，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的情况。

如在河北省沧州中院（2020）冀09民终4293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汇票不能付款，合同未履行完毕，原告有权选择行使票据追索权还是按照买卖合同要求履行付款义务；二审则认为原告应当按照票据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从而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诉请。

但在河北省石家庄中院（2019）冀01民终12816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背书转让商票，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商票未能承兑属于票据纠纷，驳回原告诉请。二审法院则认为原告在商票被拒付后按照基础法律关系（买卖合同）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进而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从笔者的案例检索情况来看，多数裁判文书是认可商票拒付后按照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同时法院也会释明，原告应当将商票交还给被告。

一般对于普通债权来说，在商票被拒付后，持票人是行使票据追索权，还是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债权，对于结果而言，可能并无太大区别。

但就本次恒大危机而言，票据追索面临着被集中管辖、债权实现遥遥无期的可能风险，笔者建议持票人选择基础法律关系起诉债权，虽然法律规定尚不明确，但做好类案整理工作，诉请被法院支持的概率还是可观的。

04、承包人主张工程款及优先权

恒大商票很大一部分是由恒大集团及子公司签发给与其直接发生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施工或装饰企业，后施工企业又将商票背书给分包商或材料供应商进行付款。

对于资金状况较好的施工企业可能会自己持有部分恒大商票，到期进行兑付。多数的施工企业在拿到恒大商票后，会背书给下游公司进行付款，或贴现给银行及时变现。

但要是如前文所述，持票人选择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起诉，最终施工企业所有背书出去的商票可能都会回头自己手里，而且要支付所有被追索的款项。

此时施工企业向恒大主张债权时，会面临一些需要解决问题，包括诉讼路径？工程款利息何时起算？能否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优先权何时起算？等等。

根据笔者对类似案件的检索，发现对于该些问题，各地法院仍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检索结果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1、多数法院认为，以商票支付工程款，但被拒绝付款的，承包人可以基于施工合同关系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但也有部分法院持相关意见，认为仅能主张票据权利。

此类典型案例是最高院的（2019）最高法民终1341号案，一审湖北高院认为商票未得到兑付，承包人应当主张票据权利。但二审最高院认为，因商票被拒绝承兑，并未实际产生偿付工程款的效力，承包人有权选择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进而改判。此外，包括重庆五中院、云南昆明中院、江苏南通中院、苏州中院等，均有持同样观点的判决。

部分持相反意见的法院，如安徽高院在（2021）皖民终269号案中，认为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商票支付的部分工程款应视为发包人已按约支付，承包人可以基于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此外，青海省海西中院、河北省沧州中院等也有此类案例。

2、对于工程款的利息起算时间，存在三种意见，自商票交付承包人之日，自商票到期之日，以及自起诉之日。但多数法院认为应自商票到期之日开始计付利息。

如在云南省昆明中院（2020）云01民终10024号，江苏省南通中院（2017）苏06民终395号案中，法院均认定自汇票到期日开始计付利息。这是因为，既然承包人接受了商票付款，即意味着同意了商票付款期限导致的实际受偿迟延。

3、承包人以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工程款的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但对于优先权的起算时间，存有不同意见。

此类典型案例是广东高院（2019）粤民终2776号案，一审法院认为按照《付款协议》确定的开具商票的日期作为优先权的起算时间，故超过法定期间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则认为，按照《票据法》第25条“付款日期为汇票到期日”的规定，应当以最后一笔汇票到期日作为优先权起算时间。

4、如果承包人已经主张了票据权利，又另案起诉要求确认该部分款项的优先受偿权，也有法院予以确认。

如在山东省东营中院（2019）鲁05民初547号案中，承包人在商票被拒绝付款后，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并达成付款调解协议后，再向法院提起确认优先权的诉讼，法院认为承包人在前案主张票据权利，并未涉及工程款优先权，在本案中主张优先权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进而支持了承包人的优先权请求。

05、结论及建议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行使票据追索权，但并未明确持票人是否可以通过基础法律关系来主张债权。多数法院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观点，认为在没有明确约定交付商票即消灭原债权的情况下，汇票被拒绝付款的，同时存在票据法律关系和基础法律关系，持票人有权择一行使。

基于此，恒大票据持有人应当选择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债权，一方面可以规避集中管辖，另一方面债权能更早更全面受偿。对于施工企业而言，应当以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起诉主张工程款债权，只有优先受偿权主张被支持，方能确保债权的最大化实现。

此次恒大商票兑付危机，将是对我国商票市场的一个沉重打击，老百姓对商票的信任会持续降低。相信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宁愿不做这一单生意，也不会接受商票付款。我国建筑市场还不甚规范，建议建筑业企业谨慎收取商票，避免被套牢。

来源：建领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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